天宫一号与神舟九号载人交会对接任务成功完成之后，《瞭望》新闻周刊独家采访了参与此次任务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多位科研人员。

  在与这一位位平凡又坚韧的航天人进行了一次次深入交流之后，本刊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的他们，不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神秘的科学家；他们，都是平凡的普通人，有着各种各样的牵挂和烦恼；他们，常年付出着超越常人的辛劳，却认为“值得”；他们，大都对家人怀着一份深深的愧疚。但他们都对无垠的太空怀有着一个共同的梦想，一份共同的信仰。

  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技术研究院的研制队伍，目前共拥有博士1015人，总体单位硕士以上学历人员比例达到64.4%以上。这支阵容强大的科研队伍，平均岁数只有30多岁。本刊记者深入接触的多位科研人员，都是参与了此次交会对接任务的技术骨干，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不过39岁，最小的还不到30岁。

  与其他航天大国相比，我国的工业基础、元器件、原材料水平甚至单项技术仍有差距，但从1999年11月20日我国成功发射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开始，“神舟”九度飞天，每发射一次就前进一步，中国的载人航天“飞”出了一道让世人刮目相看的发展轨迹。

  此次载人交会对接任务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已具备了向在轨航天器进行人员输送和物资补给的能力。天地往返、出舱活动、交会对接，随着完整掌握载人航天三大关键技术，中国开始迈向空间站时代。

  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一个重要支撑就是中国航天拥有一支能力超群、作风过硬的研制队伍。一路跋涉前进中的诸多难题，都在这支研制“铁军”的协力攻关下迎刃而解。航天人奋战多年形成的载人航天精神，不仅成为中国航天的一个鲜明特色，也是载人航天工程提供给全社会的宝贵财富。

  “航天是一个系统工程”，这是采访中，记者听到航天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共有数十万工作人员承担了研制建设任务。

  “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是一部精密仪器上的螺丝钉。如果想让这个仪器运转起来，那么每一个人都要全力以赴发挥作用，不能失误，精益求精。”载人航天总体部载人航天器总体研究室主任石泳，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而这也是接受本刊采访的数位航天人的共识。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特点之一，就是技术跨度非常大，每一艘飞船都有很大的突破。每一次任务，都面临着技术方面的要求高、关键技术多、研制难度大等诸多挑战。因此，多年来航天人一直胼手砥足、负重前行，他们深知，载人航天，人命关天，唯有用“兢兢业业，如履薄冰”的心态，才能不断超越自己，实现中国航天的跨越式发展。

  刚刚完成的载人交会对接任务，是对载人空间运动控制、交会对接技术、组合体飞行技术、组合体载人环境保证以及整个飞船作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性能等众多方面的一次全面、重大的考验。

  32岁的冯烨，是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载人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分系统副主任设计师、第三研究室飞船测试组组长，承担着“神九”电测任务。

  “在‘神九’全系统测试阶段，3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两个人一组，一共三组，每组12个小时，持续24小时轮班工作。在没有轮班的时候，也不是完全休息，还有别的的工作要做。累是肯定的，但大家好像没有想得太多，就希望按时保质达成目标。”

  对总体部载人航天工程技术负责人孙勇来说，这就是工作的常态。孙勇来自航天世家，自幼便习惯了父亲好像无穷无尽的加班。后来自己也从事了这一行，依然如此。

  1975年出生的孙勇，从“神一”到“神九”，一个型号任务都没有落下过，同事们都叫他“老游击队员”。作为一个痴迷技术的人，孙勇所负责的工作是数管分系统。他解释说，如果把整架飞船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结构分系统就等于人的骨架，热控分系统相当于人正常的36度的体温，而数管分系统就等于人的大脑，飞船的所有指令都是由数管分系统发出的。

  “在这次任务过程中，交会对接和飞船返回时，我既紧张又激动。因为这些关键时刻，只能一次成功，也必须一次成功。”孙勇说，关键环节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整个任务的成败。

  他告诉记者，“神九”与“天宫一号”对接完成之后，组合体由“天宫一号”进行飞行控制，而这种模式下的数管该怎么搞，并没有太多的借鉴。因为各国的空间站各有不同，各国在试验时，也都选择了不同的方式。

  “我们选择了有线信息互联的方式”，他说，“天宫一号”数管分系统的研制过程无论在技术层面还是管理方面都作出了许多个第一次尝试，特别是在交会对接的数据传输设计上，涉及的接口多、数据流复杂，给系统研制和测试带来极大的挑战。

  在试验阶段，数管分系统团队采取多种测试手段和途径，通过执行上千个测试用例，达到软件测试覆盖率的100%；同时，多次反复实施飞船与目标飞行器之间的数管分系统联试，对系统各项性能指标做出精细的测试结论。“看到每一个由数管中心发出的指令顺利完成时，吃苦加班都值得了。”孙勇说，对于航天来说，就是只问结果，不问过程。

  本刊记者见到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研发中心载人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分系统副主任设计师胡海霞，是在“神九”返回舱成功返回的次日。她刚从飞控中心返回研究所，手里还拿着同事们迎接时送上的一束灿烂的鲜花。走廊里，同事们迎上来开着玩笑说：“我们的英雄回来了。”但疲惫，依然还写在她的脸上。

  10年来，胡海霞完整参与了载人飞船交会对接从方案论证、模样、初样到正样阶段的全部研制过程，重点是负责设计手控交会对接方案。

  “不同于‘神七’航天员的‘坐’飞船，‘神九’进行手控交会对接，对航天员来说就已经是在‘开’飞船了。航天员要掌握飞船姿态和轨道的控制权，就如同我们开车，既要控制方向，又要控制速度。”曾面对面给执行手动交会对接任务的刘旺上过课的胡海霞说，交会对接看似简单的步骤，在太空失重状态下，却变得极其不易。

  而要完成“神九”的交会对接，可不比普通的开车，这里没有方向盘、挡把儿，也没有仪表盘，有的是电视摄像机、靶标、综合电子显示屏和两个特殊的“手柄”，即“操作平移手柄”和“姿态手柄”。胡海霞说，由中国航天自主研制的手控系统，除了在性能上考虑集成性外，主要在人机功效、控制性能上下功夫，便于航天员操作。而手控交会对接系统瞄准的是未来空间站的建设，全部的产品都在原来飞船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换代，具备交会对接能力和上行300公斤载荷的能力，完全适应未来空间站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要求。

  采访中，胡海霞说话语速极快、干练简洁。对于刚刚结束的任务，她既有紧张、兴奋，也有最后的喜极而泣，但更多的是，一种放下担子后的如释重负。“我到现在还没有睡够。闭上眼睛，马上就能睡着。”

  神舟九号飞船副总师、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回收着陆系统总工高树义，在此次任务中前前后后在着陆场呆了一个月，已经晒成了一张大花脸。

  看着记者，他不好意思地搓着蜕皮的鼻梁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返回过程中对返回舱进行减速着陆，确保航天员的安全。这次的全部的产品都是按照设计的要求正常开展工作，每个动作都干净利索。我们进入着陆场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5月份进去，用一周的时间进行了初步演练；第二阶段6月份进去，直到护送返回舱回到北京。从‘神一’到‘神九’，基本都是这样，已经习惯了。”

  载人航天总体部电气工程总体研究室的陈丹，生于1983年，工作刚满4年。这个原本迷恋电力机车，但因为目睹了“神五”、“神六”成功发射而开始热爱航天的年轻人，对于航天人的辛苦，有自己朴素的理解：“干航天的人，一定都对星空有着梦想。所以，干起活来不会计较什么，只想尽心竭力做到最好。”

  冯烨有一个3岁多的孩子，在他的老家江苏无锡出生。“我爱人在老家待产，有家里人照顾，方便一些，我这里实在顾不过来。”孩子出生后，只来北京呆了3个月，便又送到了成都岳父岳母家抚养。而这3个月，是冯烨连续出差的3个月，“每次出去20多天，只有回来的那几天和孩子在一起，前后一共见了3次。之后，就是每年春节能见上1次。今年孩子要上幼儿园了，准备把孩子接到北京来。”说这话时，冯烨眼角有了浓浓的笑意。

  作为4岁男孩的妈妈，胡海霞只能不情愿地看到，“现在接送孩子上下幼儿园的都是奶奶，晚上他也更愿意跟奶奶睡，对我的依赖减少了。”

  第一次发生在手控交会对接当天。“那天正好是我一位女同事孩子的生日，在交会对接前七八分钟，她接到了孩子打来的电话。孩子问她：今天幼儿园给小朋友过集体生日，为什么其他小朋友都有爸爸和妈妈陪着，而我只有爷爷奶奶陪着？同事说：因为妈妈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过，妈妈保证以后一定陪你过生日。孩子哭了：可是你说‘以后’已经说了好多次了。同事流着眼泪，只能拜托老人照顾好孩子。这个电话时间很短，接着她立刻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调整情绪，报送关键段数据。”说到这，谈起工作来总是目光坚定、语气果断的孙勇，已数度哽咽、泪流满面。

  另一次发生在“神九”返回那天。“眼看着飞船返回舱顺利着落，大家都松了口气。有同事问我，孙总，我们能放几天假呀？我一听就笑了：马上就是总结、评估，接着后续任务又来了。大家说，唉，次次如此。我安慰说：以后会有休息时间的。大家一听都笑了：又是‘以后’，这样的许诺，你已经说了好几年了，采用望梅止渴的方法已经止不了渴了。”

  “搞航天的，如果说彻底放松，也就是飞船安全返回之后的那半天时间吧。随后，收尾的事情还很多，紧接着，新的任务马上就来了。”在孙勇的记忆中，从2001年开始，他一共只休过两次假，一次是“神五”成功之后的春节，一次是“神八”成功之后的春节。“一般就是休息一两天，除了春节是个节日，就没有节日的概念了。”

  孙勇和爱人都是航天人，已经结婚十年，却始终没要小孩。“我们都忙，很难照顾好孩子。我想，若无法给孩子更多的陪伴，就还是不要小孩了吧。”

  “这种高强度工作不会永远持续。现在是爬坡阶段，我们这代人努力一下，咬牙爬上去，随技术的发展、经验的丰富、标准规范的完善，就会到一个成熟阶段。那时候，航天人就可以一边享受工作一边享受生活了。”高树义说。

  “我告诉别人，我是搞载人航天的，就会看到对方目光中的那种惊异和肯定，那种感觉是非常特别的。”冯烨说：“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把飞船当做自己的孩子。工作的过程，就是看着这一个孩子长大成人的过程。成功之后，大家的喜悦都是发自内心的。”

  石泳和记者说，在航天系统，评判一个人是否成功，不看钱多钱少，有几套房子，开什么车。标准只有两条，一是技术水平如何，二是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时，处理问题的能力如何。这种标准，是航天团队里的最高标准。

  “我个人感觉，外面的氛围和我们不一样。和不做这一行的同学们聚会，人家关注的都是房子、车子、股票，我有点跟他们聊不到一块。”石泳说：“干我们这一行，即使是我们的‘官’或‘总’，小到研究室的主任，大到一个部门的领导，也是从专家型的标准来要求，要让大家认可，首先要获得技术、能力上的认可。”

  石泳曾在研究室内部搞过一次座谈，让大家谈谈理想。令他开心的是，在年轻人中，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梦想成为总设计师，百分之二三十的人想做某一个领域的专家。“这能体现一个团队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看重的是能力、技术水平、贡献，更趋向于精神上、事业上的成就感。这是最难能可贵的。搞科研容不得三心二意，容不得一边上班一边炒股、一边上班一边炒房。如果这个取向歪了，那队伍就彻底散了。只有把这套体系保存好，整个团队才能前进。”

  “如果说何时我们最开心，那只有既定目标实现的时候。载人飞船上天，航天员是驾驶者，背后的设计人员、设计团队则是掌控者。看着我们设计的产品按照计划一步步完成既定目标，实现了团队意志、思想在太空中的延伸，这就是我们自豪感的来源，也是我们价值的最大体现。”孙勇说。

  采访中，多位航天人都像孙勇这样，向记者描述着他们心中的“目标”，这如同拼图般，构成了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的蓝图。

  作为空间实验室的雏形，“天宫一号”将先后与“神八”、“神九”、“神十”进行对接，只有3次对接成功，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战略目标才算全部达到。

  “神八”实现了飞船与在轨运行航天器的交会对接，真正成为运输工具；“神九”通过自动、手动两种交会对接方式，把航天员送入空间实验室，对飞船作为天地往返运输工具的功能进行了进一步验证；同时，设立了如同密实蛛网般的测控通信系统，保障了交会对接时的空间精度、时间精度，采用中继卫星“空空地”传输链路，实现了天与地通话。

  从天地之间的往返到飞船与目标飞行器之间的穿梭，“神九”在茫茫太空中铺就了一条更远更宽阔的路。这条路的那头，连着中国在一个全新平台上走近科学、走向太空的梦想。

  按照预定目标，中国将在2020年前后建成规模较大、长期有人参与的空间站。其中，2016年前，研制并发射空间实验室，突破和掌握航天员中期驻留等空间站关键技术，开展一定规模的空间应用；2020年前后，研制并发射核心舱和实验舱，在轨组装成载人空间站，突破和掌握近地空间站组合体的建造和运营技术、近地空间长期载人飞行技术，并开展较大规模的空间应用。

  “十分钟后，我们的团队就要开会讨论后续的工作安排，首先就是对前段任务做评估、总结，今天的事情还是很多。”孙勇匆忙向记者道别，他这一天的日程表已经排满。

  “我们团队中的每个人肯定都怀揣梦想，都在追求人生的满足感。对一部分人来说，精神带来的满足感远大于物质；做好一份得到认可的工作，远比赚多少钱更重要。”石泳说。□(记者 陈泽伟 实习记者范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