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林控股陈宁迪：AI争霸或成未来霸权转换关键

  大家普遍认同“英美霸权转换”是一次和平的霸权转移，最核心的论据是英美之间没发生直接军事冲突。本文将从五个方面详细分析英美霸权转换的过程，以期能给今天的中美关系一定的启发，相信你看完这个霸权转换过程能得出自己的结论。

  美国科技霸主的旗帜是从德国人手中接过来的，不是从英国人手里接过来的。英国工业革命把人类带入了大工业时代，这是英国工匠们在严格的贸易保护下经过两百年的积累发生的质变。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是以个体发明家的飞梭、珍妮纺纱机、改良型蒸汽机为核心的，他们主要来自于工匠们的经验积累。

  德国作为后起之秀，在学习贸易保护的基础上还通过全民教育系统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通过建立国家实验室首创了产学研结合的模式，鼓励在企业内部设立独立研发部门，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能够在德国发生的最重要原因。德国随后在化学工业、电气技术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成为当时的世界创新中心。这是国家主导科研体系对个体发明家体系的胜利。

  图1：德林控股陈宁迪：AI争霸或成未来霸权转换关键 （英德美科研体系，来源：公开资料）

  美国成为全世界科技中心要到1945年以后。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二战期间接收被迫害的欧洲犹太科学家，如爱因斯坦、冯诺依曼等，美国在理论物理领域首次超过德国；二是二战结束后从德国系统接收纳粹政府的日耳曼科学家，整批接收德国化学工业的专利、技术和工程师；三是美国政府大量投入资金进行基础研究，组织了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等超级项目，推动了尖端科学技术的应用。

  这一科技转移的进程表明，科技霸权转移的本质是国家创新体系效能的竞争。美国通过整合全球智力资源、重构研发组织模式、打通技术转化通道，最终在1957年苏联卫星危机前完成系统性超越，而德国技术遗产和人才的整体收割加速了这一进程。

  在长期贸易保护、1624年《垄断法》、1688年光荣革命、1700-1850年的圈地运动、1562-1807年的大三角贸易、1757年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等综合因素作用下，英国爆发了工业革命。

  1760到1830年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阶段，英国在这段时间实现了机械化的突破，并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

  英国工业革命的本质是经验性技术改进与理论科学的首次大规模结合。这一体系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1760-1850年英国累计授予专利13.5万项，同期法国仅3.2万项，德国不足1万项。蒸汽机相关专利占比从1750年的5%升至1820年的23%。

  英国通过棉纺机械的改进产生了对蒸汽动力的需求，蒸汽机需要更先进的冶铁技术，钢铁工业和蒸汽机的结合诞生了铁路运输革命，英国的工业品得以在全球市场扩张，这一体系形成了自增强的创新循环。到1851年伦敦世博会时，英国生产了全球2/3的煤、1/2的钢铁和1/2的棉布，工业产值占世界40%。

  英国得益于蒸汽机的产生，英国资本家也很自然的持续改进蒸汽机的技术。直到1890年，德国已经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英国资本家仍然将73%的研发资金投入蒸汽机改良。此时的德国已经建立了国家主导的创新研发体系，到1914年，德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1.9%，而英国的研发投入只占GDP的0.2%。

  1900年英国每百万人口中仅有32名工程师，而德国为215名。1898年德国成立标准化委员会，开始制定全国统一的工业标准，到1907年，德国在螺纹标准化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采用 “公制螺纹”（Metric Thread） 作为统一的标准，后来成为国际标准。

  德国通过推动统一标准化不仅提升了工业生产效率，也促进了机械设备的互换性与出口能力。而英国机床工业1907年仍使用4,000种非标螺纹规格，导致了工业生产效率较低，兼容性差的问题。英国科技的落后已经不可避免了。

  上述信息是事实层面的描述，曼库尔·奥尔森认为，导致国家兴衰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内部的分利集团。分利集团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阻碍社会采用新技术和适应再生产的变化。它们通过重新分配资源来降低经济效率。德国的国家创新体系能够明显提升社会效率。

  二战的爆发并非偶然，此时的德国已经具备了深厚的科技能力和强烈的民族屈辱感，两者叠加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将重点讨论德国的科技能力崛起过程。

  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作为后发工业国家，德国急需通过技术创新赶上英法。德国企业（如西门子、巴斯夫、克虏伯）率先建立内部实验室，但意识到仅靠企业研发不足以突破技术瓶颈，转而寻求与大学合作。德国政府选择集中资源支持科研机构与工业界合作，希望能加速科研到产业的转化。

  1879年柏林工业大学与西门子共建实验室，1884年成立帝国物理研究院，1887年西门子捐赠12.5万美元，共建立了50多个大型实验室。全球122名一流的科学家在这里搞研究，基本上代表了那个时代科研、技术领域的标杆。这一举措推动了德国在1900-1914年间获得全球37%的诺贝尔科学奖。

  产学研结合的方式给德国带来的强劲的竞争力。西门子与柏林工业大学合作开发发电机技术，直接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克虏伯开发出射程16公里的巴黎大炮，技术碾压英军。技术进步也激励企业投入更多的资金研发，克虏伯公司1913年研发投入占销售额8.5%，这一比例在今天都是非常高的。

  1903年德国科学家弗利兹·哈珀首次实现从空气中合成氨，这一技术通过巴斯夫公司实现了工业化。1913年9月9日世界上第一套合成氨工业装置建成投产，日产量3～5吨。这是划时代的化学创新！他让人类摆脱了对硝石、鸟粪等矿物质的依赖，人类可以直接从空气中合成氨，氨既能制成炸药，又能做化肥。 据估计，人类一半的蛋白质中的氨是通过这种方式固定的，每年世界生产的合成氮肥超过1亿吨，有人认为哈珀养活了今日世界一半的人口。

  合成氨在战争方面的作用就更大了。1867年诺贝尔发明炸药，结束了黑火药时代。但是诺贝尔的炸药需要大量的天然硝石为原料，欧洲人需要把南美洲（智利）的硝石漂洋过海运过来。这对海上霸主英国来说问题不大，但是对于没有制海权的德国却如鲠在喉。可以说，合成氨的出现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它的出现成功把炸药价格从1900年的40克黄金一镑炸药压缩到1920年的8克黄金一磅，而且爆炸威力还更大。

  1936到1945年，工程师沃纳·冯·劳恩在佩内明德基地汇集了4000名科学家研发火箭。到1944年研发出的V-2火箭实现超音速飞行（3,580km/h），技术领先英美十年以上。二战结束后，英法美苏都希望获得V-2的技术，也都愿意为曾效力于纳粹政权的德国火箭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国籍和工作。

  按照雅尔塔密约，V-2火箭生产工厂的所在地佩内明德划给了苏联托管，美国心有不甘，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美军组成了一个突击队，在1945年5月22日到5月31日的10天之内占领当地，动用了300节火车车厢和13艘轮船把近百枚的V-2火箭以及相关的一切设备抢运一空，这些最终成为美国航天工业的基础。苏军在6月1日抵达的时候，只看到一座座空荡荡的工厂。

  1935年，当时德国空气动力学家阿道夫·布斯曼首次提出了后掠翼的概念。1940年这一概念由德国梅塞施密特公司设计出来，诞生了人类航空史上第一款投入实战的喷气式战斗机Me-262。其时速达到870公里/小时，是全世界最快的战斗机。德军飞行员驾驶Me-262以自损100架的代价击落了约509架敌机。德国的技术创新对战后航空工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战后，苏联和美国都对Me-262进行了详细研究，其后掠翼设计和喷气发动机布局，为战后喷气式飞机的设计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美苏以此为基础，发展了多种性能优越的喷气式飞机。

  核武器研发方面，德国长期领先于美国，并且于1942年就掌握了同位素分离技术。虽然德军最终没有造出，但是战后解密的细节显示，德国核心研发人员海森堡对纳粹的厌恶可能是其消极怠工、拖延研发的重要原因，有资料显示海森堡是有意误导希特勒。

  直到今天，同时具备导弹、战斗机、核武器仍然是世界超级大国的标志，能研发核武器，能用导弹或者轰炸机投放核武器依旧是少数大国的特权。而这些技术德国在二战期间就几乎全部拥有了。工业革命以来，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第一次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了钢铁和铁甲舰，第二次工业革命给德国带来了高性能炸药、导弹、战斗机，以及差一点就完成的核武器！

  1954年英国社会学家贝尔纳提出“科学中心”的概念。根据统计诺贝尔奖获奖者的获奖地数据为线年代以前是绝对的世界科技中心。

  图3：不同时期各国的诺贝尔奖人才分布比例变化情况（国籍），数据来源：公开资料

  1900-1930年，德国是获奖者数量分别为12人次、7人次和9人次，比重分别是33.3%、29.2%和27.3%，连续三个时间段获奖人数比重超过25%，成为这三个时间段唯一的世界科学中心。1931－1940年，德国开始排犹，美国获奖者人数大幅提升，获奖比重跃迁至25.7%，超过德国的22.9%。二战后，美国才成为真正的世界科技中心。

  世界科研中心的迁移过程同时反映了科研人才的流动趋势。1945年以前，诺奖获得者以德国为中心流入或流出，1945年以后则以美国为中心流动。

  图4：诺贝尔奖人才跨国迁移网络结构演变（1901-2017），数据来源：公开资料

  二战战败后，德国还有18万份发明专利尚未得到批复，美国直接占有了这些专利。苏联人不开心，要求美国给他们一份复印件。其实按道理这些专利应该公开给全世界，造福人类。但是，苏联也不傻，美国跟苏联分享了这18万份专利复印件后他也没有选择公开。德国的科研成果是后来美苏争霸，发卫星、上太空、研制核武器的基础。

  第一，德国奠定的基础功不可没。战争期间美国陆军成立了“阿尔索斯行动”突击队，负责搜寻核能、生物、化学武器领域的专家；“V-2特别行动”突击队负责搜寻火箭领域的专家。美国陆军航空队成立了“欲望行动”突击队，负责航空装备、航空医学、雷达和通信系统领域的专家；美国海军情报局成立了“海军技术行动”突击队，负责舰艇、反舰导弹领域的专家。

  运气加持。1945年3月美国陆军第三装甲师攻占科隆后，情报人员在波恩大学的厕所下水道里发现了一大批德国科学家和技术研发机构的资料，其中包括一份1500名科学家的名单。紧接着，又在汉诺威附近的小镇上缴获了一套内容详尽的科学家和技术研发机构卡片检索系统，卡片总数超过5千张。美国人按图索骥，工作效率大幅提升。

  到1945年5月欧洲战事结束的时候，盟军（不含苏联）已经控制了1万多名纳粹德国科学家。苏联也没闲着，但是由于二战末期纳粹将位于德国东部的研究机构和科学家不断向西部转移，所以尽管苏联的行动效率也很高，控制的科学家数量也还是远少于美国。1945年5月欧洲战事结束时，只有大约39名德国科学家为苏联效力，到1948年6月，这一人数增长到2000左右，其中核领域的科学家338人。在苏联工作的纳粹德国科学家，到1959年基本都返回了德国。

  还有些人畏惧战争罪审判而主动向美军投降。比如，著名的火箭专家沃纳·冯·布劳恩，他早在1937年就加入了纳粹党，1944年成为党卫军军官，1945年升任党卫军二级突击大队大队长。但是，为了利用他的火箭知识，美国军方对这一切都守口如瓶。布劳恩由于对美国登月的巨大贡献，于1976年被授予美国国家科学奖，1977年在美国去世。直到1985年才曝光纳粹党员的身份。

  图5：被带到美国的104名纳粹火箭专家奠定了美国的航天优势，数据来源：公开资料

  第二，学习德国建立大规模国家资助的科研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拥有的强大的国家资助科研体系，设立了多个科研组织。例如，纳粹德国于1937年成立帝国研究委员会，整合全国科研资源服务于军事目标。该机构由物理学家约翰内斯·斯塔克领导，直接控制物理学、化学等领域的资金分配，例如优先资助喷气发动机、V2火箭技术等军事项目。此外，德国还设立了明确的科研计划，例如“铀计划“(Uranprojekt)致力于核能研究。

  德国科研体系的显著特点是其高度集中的管理结构。帝国研究委员会下设多个专业部门，每个部门由各领域的顶尖专家领导，直接向国家高层汇报。这种结构旨在集中资源，确保科研活动与军事目标紧密结合。德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享有战略地位，被豁免兵役以专注研发工作，同时国家保障关键材料和设备的优先供应。这种专业分工与集中管理相结合的体系，有力支撑了德国的技术创新，尤其在火箭、喷气发动机、合成燃料和光学仪器等领域都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美国科研体系转型的分水岭。战前，美国科研主要依靠大学和少数企业实验室进行，政府资助有限且缺乏系统性。然而，目睹德国科研体系在军事领域的惊人成就后，美国政策制定者开始认真思考国家主导科研的必要性。1939年，爱因斯坦致函罗斯福总统，警告德国可能研发原子武器的风险，这直接促成了美国大规模国家科研计划的起步。

  曼哈顿计划成为美国借鉴德国模式的首次尝试。历史学家理查德·罗兹在《秘史》(1986)中详述，这一计划动员了13万人，耗资近20亿美元(占当时GDP的0.8%)。这种集中资源于战略目标的做法明显借鉴了德国帝国研究委员会的组织方式，但规模更大、资源更充足。同期，MIT辐射实验室对雷达技术的开发同样借鉴了德国科研集中化的优势。根据亨利·格拉克的《雷达史》(1987)记载，美国在1943年开发的SCR-584雷达将高炮命中率从2%提升至90%，远超英国同期仍依赖机械扫描的设备。这种技术突破源于政府、大学和工业界前所未有的协同，类似于德国在V2火箭等项目上采用的三位一体合作模式。

  图7：1940年MIT辐射实验室的组织结构图，资料来源：柴坚,郑晓齐. 美国MIT辐射实验室特征及形成机制

  战后，美国深刻总结德国科研体系的经验与教训，于1950年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与德国过度军事化的科研不同，NSF强调基础研究与科学教育并重，确保长期科技竞争力。这一机构设计汲取了德国凯撒威廉学会支持基础研究的理念，同时避免了其过度政治化的弊端。

  冷战时期，美国进一步完善国家科研体系，在军事与民用科技之间取得平衡。1958年NASA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大科学工程体系的成熟，其框架设计明显参考了德国航空研究院的组织结构，但规模和资源投入更为庞大。与此同时，DARPA(前身为ARPA)作为高风险高回报研究的资助机构，采用了类似德国帝国研究委员会的项目导向管理方式，并保持了更高的学术自由度和创新灵活性。

  美国科研体系的建立大量借鉴德国经验，但同时进行了符合美国价值观和政治体制的重要创新。它保留了德国模式中资源集中、目标明确、军民结合的优势，避免了过度集权和政治干预的弊端，增加了民主监督、机构多元和学术自由的保障机制。这种“借鉴与超越”的策略，为美国在战后数十年保持科技领先地位奠定了制度基础，也成为全球科研体系发展的重要范式。

  美国战后构建的科研生态系统虽曾构筑其全球科学技术霸权的制度基石，但近年来却遭遇结构性冲击。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推行的科研预算削减、敏感领域研究禁令（涵盖气候科学与社会公平议题）及强化行政审查机制等政策组合，正逐步侵蚀其战后科研体系的制度韧性。

  据《科学美国人》与NPR追踪报道，2025年3月31日，逾1800名美国科学院院士联署公开声明，直指当前科研环境已陷入“制度性恐惧”。这种政策转向不仅冲击联邦资助的国家实验室网络，更动摇了大学研究体系赖以维系的学术自治传统，暴露出当传统科研体制遭遇民粹主义执政风格时的脆弱性。

  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及统计学（荣誉）学士学位，于环球金融行业有超过25年经验，先后创立德林证券及德林家族办公室，曾是香港证监会授予之第1、4、6号牌照持牌负责人。现任德林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执行董事及首席执行官，香港有限合伙基金协会副会长。